全球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各国经济间日益增强的相互?#26469;?#20851;系，这是由国际贸易、移民、知识和资本流动所共同促成的。各方对这一进程的态度差异巨大。近来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民粹主义的崛起（民粹主义者认为全球化将减少就业并加剧收入差距）也对各方的态度产生了影响。自2008年以来，金融全球化的步伐大幅放缓。截至2016年，全球跨境资本流动相较于2007年的峰值水平（12.4万亿美元）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，商品贸易平均每年增长7％。然而自2008年以来，贸易增长乏力并?#20197;?#26576;些年份低于全球GDP的增长（例如， 2016年全球经济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2.3%，而全球贸易量仅增长了1.8%）一些周期性因素可以帮助解释全球贸易的放缓。总需求疲软和政治不确定性（往往拖累贸易密集型商业的投资）通常被认为是罪魁祸首。但似乎有更多的结构性力量在起作用。缩短供应链以应对环境和地缘政治的风险、贸易保护主义、中国出口品中本地内容的增加，以及世界经济不断向服务业的转变也难辞其咎。
有证据表明，对外国商业利益的歧视在后危机时代大幅地增加就FDI流动而言，寻求效率的投资（通常以出口为导向）似乎不仅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影响，而?#19968;?#21463;到全球价值链缩减（作为过程分散化的激励因素）和?#38469;?#30340;影响，?#25237;?#21147;成本在本地化决策中则变得不那么有影响力现在宣布我们已经达到“全球化峰值”可能还为时?#24615;紜?#29978;至可以说我们正处于重新设定全球生产结构的时刻，与电子商务、社交网络和娱乐相关的“数字流”如今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。随着全球经济的?#27492;眨?#22914;IMF最新的2018年预测所示）以及消费者和资本品需求的?#25351;矗?#20154;们也应该期待传统贸易量的回升。当前，与收入相关的贸易弹性已经接近2017年的历史平均水平（1.5）然而，世界经济逆一体化的?#29287;?#27491;在游荡政策?#36139;?#32773;需要采取措施以限制这些趋势的进一步发展，例如应解除对旨在迫使?#38469;?#36716;让的FDI流量的限制。政策?#36139;?#32773;还应该更加关注规则和促进数字全球化所需的基础设施。例如，应仔细评估有关本地数据存储及处理和跨境数据传输的规则，因为它们可能会威胁到数字公司的商?#30340;?#24335;，并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阻碍FDI的流动。
*《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》是一个公开辩论的论?#22330;?#20316;者所表达的观点不代表CCSI或哥伦比亚大学或我们的合作伙伴及支持者的意见。《哥伦比亚国际直接投资展望》（ISSN 2158-3579）是同行评议刊物。
** Carlos A. Primo Braga（[email protected];[email protected]）是巴西Funda??o Dom Cabral的副教授及瑞士IMD的客座教授。作者?#34892;籑anuel Agosin、Helge Hveem和Patrick Low的同行评审意见。
[1]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, 87th Annual Report (Basel: BIS, 2017).
[1] WTO, “Strong trade growth in 2018 rests on policy choices,” Press/820.
[1]参见http://www.globaltradealert.org.
[1]参见M.P. Timmer et al., “An anatomy of the global trade slowdown based on theWIOD 2016 release,” GGDC ResearchMemorandum, 162 (University of Groningen, 2016).
[1]WTO, “Strongtrade growth in 2018 rests on policy choices,” Press release 820 (April 12,2018).
[1]详情请见：Carlos A. Primo Braga, “The threat of economic disintegration,” in CarlosA. Primo Braga and Bernard Hoekman, eds., Futureof Global Trade Order (EUI, IMD and FDC, 2017), pp. 29-47.